衛福部的2022年預算書，提撥了至少12.2億元，使用精神科治療，強化社會安全網。去年同項科目，已提撥了6.3億元。2022年的預算中，若加上藥癮治療預算約3.5億，提升心理健康服務經費5.2億元，三者相加，總金額高達20.8億元。

面對精障犯罪，有「專家」給了政府和民眾一個錯覺，似乎為了社會安全，為了減少精神障礙者再犯下暴力傷人，甚至殺人的行為，該送他們去精神科吃藥。國際NGO組織，CCHR公民人權協會基於全世界35國，52年的研究為基礎，我們要說，這樣的安排注定失敗。

這不是唱衰，這大概是最誠懇的忠告。

誰說精神病學能處理暴力犯罪？

在湯姆熊殺童的曾文欽、跟老婆吵架隨機殺人洩忿的王秉華，在犯案當時，都接受精神科治療，都在吃藥。曾有立委指出，「犯罪者中，15%的人在過去一年內，27%在犯罪之前的人生中曾經使用過精神醫療服務」。這是否證實，精神科治療和減少犯罪其實無關。值得反思的是，精神科治療跟犯罪的上升有沒有關係呢？藥物副作造成憤怒、幻覺和斷片，有沒有可能才使人更容易暴力犯罪？

精障犯罪造成社會矚目的案件加害人，現在他們被關、被強制用精神藥物治療的情況如何？這個部分，恐怕甚少被民眾關心及媒體提及。事實上，這些犯罪的精神病患，的確加重了矯正機關在醫療和管理上的負擔。目前監獄內的精神病患，藥物治療為重要一環，但效果因人而異，他們仍存在幻聽幻覺，易怒，自殘（傷）鬥毆等暴力現象，不易排除，也難於管理。註更多

對於實在嚴重精神失常者，監獄只好送到外面醫院治療。但結果是什麼呢？就是一般的精神病患身陷「危機」。

一般的精神病患身陷「危機」

曾經在花蓮署立玉里醫院精神科病房住了十八年，花了十年時間自學法律權益，終於把自己救出精神科病房的盧博熙，談到他在精神病房裡遇到精障犯罪的遭遇：「花蓮署立玉里醫院，2600多人裡，有20-30位是罪犯被關在那裡。有一次這個罪犯攻擊人，搶東西，當時我們四，五個病患防禦性的制伏了那個罪犯，卻被醫院當成是圍毆那個罪犯。醫院處罰我們，關隔離室。

那種人是蓄意，惡意的搶人手上吃的。我有次抽菸，菸被搶走。他還會用鏍絲起子戳別人太陽穴，或是用筷子戳人眼睛。跟這樣的罪犯睡在同一個房間，真的很危險。」

盧博熙嚴正的提問：「精神科醫生一直為這種殺人犯辯護，為犯刑法的罪人辯護，然後污名化普通病友『有犯罪可能』，是基於什麼心態？精神科跟他們這些人是同一國嗎？那叫精神科醫生跟這些罪犯睡同一個房間啊！」

已經住在精神病房的精障罪犯，按理說，該吃的藥也吃了，能得到的治療也有了，怎麼還在病房欺負人、製造暴力事端？而最糟糕的是，在精神病院，離司法正義真遠，在病房的精障受害者跟犯罪者共處一室，無法自保。精神病房的醫護人員，則在設有鐵欄杆的護理站內，相對安全許多。

一般的精障病患與犯罪八竿子打不著，但最後卻背上了黑鍋，身為社會最弱勢族群之一，被輿論硬是跟犯罪畫上等號，卻無能為力，百口莫辯。

精神科藥物可能導致暴力及失能

台大精神科醫生吳建昌，小燈泡命案被告王景玉精神鑑定鑑定人之一。2020年1月21日，在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書中陳述：「關於思覺失調症有沒有可能治癒，以目前的文獻研究，大概有1/3的病人，可以達到不用吃藥也沒有症狀，可能有1/3左右的病人是有吃藥，但有輕微症狀，還有大概1/3左右的病人，藥物的治療對他們的效果就不是非常明顯。」

英國班戈大學精神藥理學家暨精神病學教授大衛·希利（David Healy），在美國著名的〔科學人〕雜誌的訪問中提到，英國著名的獨立研究組織，南安普敦藥物安全研究小組發現，讓健康的志願者服用抗憂鬱劑（克憂果和百憂解），有些人會變得暴力。這項實驗有25,000 多名受試者，研究表明，每 250 名受試者中就有一人涉及「暴力事件」，其中包括 31 次襲擊和一起兇殺案。希利教授懷疑，在自殺和暴力背後的主要導因，是服用的抗憂鬱劑加重了精神和（或）肉體的焦躁。因為這種藥物的反應，導致將近5%的抗憂鬱劑受測者退出臨床試驗，相較於服用安慰劑的實驗者，只有0.5%的人退出臨出試驗。

把吳建昌醫生的資料，與希利教授的言論做一個綜合比對，2/3的人吃不吃精神科藥物都沒有差別，而就算正常人吃了精神科藥物，都有一定比例會產生暴力事件。那麼畫出美麗大餅，「使用藥物可以控制暴力及傷人事件」，精神科的這個自信是從哪裡來的？

除了有導致暴力的風險外，失能是另一個可能的嚴重副作用。為思覺失調症開的藥物，可能導致表情怪異，行動失能。公視著名戲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，劇中人物應思聰吃藥後，臉部及身體肌肉扭曲並不自主的抽搐，演得傳神。然而被開藥的患者，卻每天必須承受這些實實在在，身體失控的恐怖反應，不是演的。失能的狀態，無法正常使用身體工作，也無法再被正常對待，因為從外表就能看出來「不正常」。說好的「治療」卻得到如此結果，讓患者情何以堪？

歐美失敗的社區心理健康計畫

從歐美的經驗看社區心理健康計畫。美國從1969年到1994年間，在社區心理健康計畫花費了超過470億美金，主要的治療模式就是精神科藥物。最後的結果未如預期（讓社會上的精神病患及暴力犯罪減少），反而增加了大批失能的人，流落在街頭。這項計畫以難堪的失敗告終，美國消費者權利倡導者Ralph Nader曾稱這項計畫：「被高度推銷但正在失敗的社會改革」 註更多。2001年，荷蘭精神衛生和成癮研究院Dorine Baudin醫師，報告歐洲的社區心理健康中心計畫案，產生了「無家可歸的人、藥物成癮者、罪犯活動、擾亂了民眾的和平及秩序，以及失業。」註更多

知名網紅館長陳之漢，曾多次在他的直播中爆料。2010年的時候，當他還在道上混。很多混的兄弟，都有一本精神障礙手冊。

陳之漢：「這個已經是共識。他們還有配合的精神科醫生。你去看精神科醫生，可以獲得兩個好處，第一個，你可以要到這些禁藥，出來賣給夜店，去當強姦藥丸。不然你以為市面上強姦藥丸哪裡來的？第二，你可以有就診紀錄，以後跟人家輸贏拼賭的時候，你可以說，我精神病犯了。『你為什麼打他？』『我有病啊，你去調我病歷啊！』沒事，都輕判。所以在黑道，你可以去問，最喜歡精神障礙手冊。」

那麼，開立有焦躁副作用的精神科藥，給已經有暴力傾向的人，結果是變本加厲，還是「負負得正」？誰敢下這個賭注？

精神科到現在，還未發展出可靠客觀的生化檢查和能重複驗證的鑑定系統。更沒有研究或實證指出，精神病學對暴力、強姦、搶劫和殺人犯的管理，有過什麼具體貢獻。

從政府，立法委員到民眾，對精神科及精神藥物能發揮的社會安全功能，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，甚至是錯覺。這可能是精神病學引導人們這麼想，然而如果精神科真的對社會安全有效果，我們看統計數字顯示，接受治療的精神科門診患者，從1998年150萬人，每年增加，到2019年已擴展成280萬人，那麼我們的社會應該比二十年前更安全。但是並沒有！

二十億預算張羅得到心理健康多元治療嗎

在目前的促進心理健康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行動上，我們看到這種現象：未納入其他多元處遇方案，而獨尊精神科藥物。例如現在健保以發獎金的政策，大力推動施精神藥物的打長效針劑，其成份卻跟藥丸大致相同。它是衛福部心口司目前祭出的孤單解方，與動輒二十億的預算相比，似乎顯得蒼白單薄。

2014年，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以音樂治療，輔助精神疾病收容人治療的實驗計畫，立意良好，成果不凡。當時引進多元化音樂藝術治療，開啓精障收容人封閉內在，從抒解壓力、增進榮譽心到增加自信，實驗成員明顯提升了理性而減少暴行。註更多

分子矯正醫學創立者，醫學暨哲學博士，精神科醫生，亞伯罕·賀弗(Abram Hoffer)曾說：「精神分裂（思覺失調）症的自然復原比率為50%。使用細胞分子矯正醫學的話，為90%。使用藥物的話則只有10%。可以這麼說，假如你僅服用藥物，你真的沒救了。」註更多

單一的精神科藥物治療方案，明顯不足，一意孤行，極可能成就一個填也填不滿的吃錢坑；因為不具成效，又以此為借口，要求更多經費。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楊添圍曾表示：「現今司法精神病院的討論盲點，與精神衛生法強制治療的困境一樣，就是想用單一的精神醫療機制，來解決社會安全問題，用司法精神病院，來解決刑事司法困難個案。」可見僅用精神科藥物治療，只會進入死胡同。希望我們能以歐美社區心理健康計畫的失敗為鑑，把納稅人的錢運用在更有效更多元的處遇方案，不論使用藝術治療，音樂治療或營養治療，都是現下精神治療可以使用的工具，趁此契機，建立起一套具台灣本土特色的心理健康社會安全網。

※作者為CCHR公民人權協會調查研究小組